早年，我写过一篇《请客未遂的民工》，讲的是一位民工大叔拎着菜到报社办公室找一个胖记者，要请他吃饭，感谢他为自己讨回了工钱，但因为报社装修光鲜的办公室里没有炒菜工具而最终没有搞成。

(相关资料图)

那个胖记者其实就是我。而那顿饭最终其实是吃了的。

我做媒体工作有几个原则，其一是当编辑时不收作者的礼物；当记者不吃被采访对象的饭。并不是清高，而是为了少些麻烦和求个心安。做了二十多年社会新闻，我还敢暴露自己住家的位置及喝茶游逛的行踪，底气便在于此。

那一次之所以是个例外，是因为那位民工在报社办公室找灶台的情景太酸涩，如果太过于拒人千里，就不是谦虚，而是不近人情了。

我们约好，两天后休假时去他家，他想了想，惶恐而高兴地点了头。我之所以没有快刀斩乱麻地陪他到楼下找一家小馆子让他了却心愿，主要是因为，城中心任意一家苍蝇馆，于他刚刚收到的那一点工资，都算是一张血盆大口，不咬死都要咬残，于心不忍。另外，我当时正在写一部剧本，涉及民工村，也想再回去看看。

在确定我不是敷衍之后，老头拎着篮子高兴地走了，临别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了他的姓名，他说姓尤，春兰家俱厂17个讨回工资的民工之一。

两天后，我交完稿子如约去到红花堰。此地距火车北站几公里，早年是民工聚居地。我坐公交转摩的来到与老尤约好的巷口，他已经等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和身上的新衬衣都有些局促不安。

我递上两瓶大曲酒，之前在超市买酒时，心中有些小踟躇，本想买好一点的，但价格稍感有些压力，当时，剑南春虽才一百多，但已相当于我一两天的工资。我虽然顶着记者的名头，其实只是没住在民工村的民工而已，每月靠稿分吃饭，于是，买了标价温柔得多的大曲酒。老尤坚决推托，与我好一番拉扯，几乎已引起路人的围观，在我佯怒要走的情况下，才悻悻然收下，嚅嗫着说：“这么好的酒，我这辈子还没喝过呢！你太客气了！今晚我们把它喝了！”他说话的神态，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当然让我有少许心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感觉这是来赴一场朋友之约，而非帮了一点小忙就来蹭饭吃白食。

七弯八拐转进一条一线天般的深巷，天一下子就黑了，只剩高处灰蒙蒙的一线光，巷子尽头，隧道一般地反射着晕眼的亮光。冲出亮光，是一片田，显见是已统征但尚未开发，被周边村民用来再利用搭建的临时建筑，石棉瓦顶，旧砖做墙，门窗是再生利用，形状花色各异，三横一纵，宛如一个大写的“E”，横排四五间，纵排十几间，都是单门单窗几户一个水笼头，门口锁着自行车或水果小吃家什，有的门口堆着纸箱，一个小孩趴在上面写作业，看着老尤过来，欢快地打招呼。

走到第三横尽头的拐弯处，老尤说到了，远远的，我闻到一股豆豉炒腊肉的香气。老尤的妻子正在一个崭新的电磁炉上炒菜，旁边的蜂窝煤炉上，一个砂罐正突突突地往外冒着热气。不远处拐角的空地上，已支起一张折叠桌，桌前已有几个和老尤一样黑黄肤色的男人在抽烟等待，看着我们来了，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递烟的，端凳子的，热情而紧张。这让年纪比他们短一半的我，也有些惶惶然了。

几番推让，我被按在了上座，不容挣扎和拒绝。老尤打开我带来的酒，对同伴们喊：今天咱托曾记者的福，开个洋荤，喝盘大曲。“大家欢快地应和着。有人伸过碗来，被老尤挡了回去，说：”今天斯文点，我刚买了酒杯！“大家于是又一通哄笑。

桌上的菜，我是熟悉的，颇有点像我妈妈早年请客的配置，除了葱花是绿的之外，全是肉。褐白分明的卤猪头，红黄相间的麻辣鸡，白色的炖蹄花，再加金灿灿的炒腊肉和粉嘟嘟的老香肠，还有一碗排列整齐的甜烧白，上面晶晶莹莹地散落着一堆白糖……

这是老尤这样的民工的经济实力和想象力所及的最高档次的一餐饭了。我虽然刚刚查出脂肪肝，吃太油腻的东西上腹和背心会疼，但还是欢快地捻起一块甜烧白，闪闪喂入口中，嚼出一片油香。那烧白是用绿豆沙做的，与我们这边的红豆洗沙不同，多了一些清香气。

我们就从甜烧白聊开，接下来是酒，是故乡。几杯酒下肚，大家都不那么局促了，除了夸我送的酒好，便是对之前帮他们讨工钱的感谢和回溯，而这是我最不想聊的话题。因为我知道，那天，如果不是劳动监督部门出场，也没戏，我只不过是去现场做了0.5分的稿子挣了五十元工钱而已。而他们坚持，如果我不到，劳动部门是断然不可能到的，之前二十几次讨不到的原因就在于此。于是，我就不再言语，只是惴惴不安地听他们端着酒杯，把一堆堆令人脸红的大词砸将过来。好在，我沾酒就脸红，看不出窘。

其实，他们比我更窘。我从他们局促的端酒姿势和每次捻菜之前都会认真地把筷子舔干净这些小举动中感觉得出来。我乡下的小舅舅，每次进城来吃饭，都会这样，引来姐姐们的教训。而此刻，我的感觉不是恶心，而是不好意思，总觉得是自己的到来，给他们添了无端的麻烦，让他们在难得丰盛的食物面前，失了大快朵颐的乐趣。平常在工地或民工食堂，他们打着赤膊一口菜一口酒一撮花生一口烟的欢乐场景，我是见识过的。而此刻，大家显得很拘谨，颇有点吃龙虾和兔儿脑壳不许用手掰，没了灵魂。

天有点闷热，我率先脱掉T恤，露出白胖胖的肚子，老尤要去拖风扇，但因为线不够长而作罢，于是也跟着脱掉了衬衣，那不常穿的硬领，已让他烦躁多时，一脱开，顿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同桌几个兄弟，也纷纷脱下令他们不舒服已久的外衣，顿时，饭桌上俨如五个荞面馍围着一个白面馒头，气氛一下便轻松欢快起来。我觉得这一刻起，酒席才算真正开始。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并且重新明白了已失传了许久的敬酒的最初意义，所谓敬酒，并不是油腔滑调地整一大堆虚假而美好的词，让你尽可能地喝晕喝倒喝断篇喝趴下喝得把之前吃的喝的全吐在回家的路上，以此获得征服的乐趣。最古老的敬酒，是在好酒不多的情况下，克制住自己想喝的欲望，而诚心诚意地将瓶中的好酒尽可能多地倒进客人的杯子里，言语不多，眼色诚恳，举手投足每一个细节里都透着庄重。

那天，我喝了当记者七八年以来都没喝过的量，但头脑却没有昏沉，听他们讲了许多故事，他们几个，有的当过乡村代课老师，有的当过赤脚医生或会计，基本都属于乡村中的能人，是老尤觉得能够撑得起与我这个“文化人”一起喝酒而让他不失排面的人，他们有的是为儿女挣大学学费，有的是为老伴挣医药费，来城里打工或开小店，赤脚医生的按摩店和兽医的宠物诊所，现在已经上路了，一个月能挣好几千。他们本人总是低调而谦逊的，而帝边的伙伴，总能把他故意隐藏起来的高光点补白出来。

那天晚上的酒和桌上的人，以及尤大娘最后端上来下饭的糟黄瓜，都是令我难忘的，以至于很多时候，我在写文章时，会时不时想起那一张张只有一面之缘的脸和一份份熟悉的饭菜。他们变成了我笔下那些为生计所重压而挣扎却保持着乐观与希望的人们，我后来成为“民工作家”，与他们有关。

不久后，红花堰就拆迁了。那片E字型的房子，只推了半小时。我是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拆迁的。在装载机下，那些石棉瓦和旧砖筑成的小屋，像岁月河流中一小颗泡沫，眨眼间烟消云散。

电视机前的我，在泪光中突然想起那晚半醉之时抬头望天的场景，原本想试试郊外是否能看到星星，但目光所及，只是都市夜光灼烧得彤红的云。而云下那几点灯火里，有一点，就围坐着我们……

这场景，偶尔会进到我的梦中，让我恍然醒来时，口中鼻中，还有一丝隔年的酒香……

事隔多年，老尤和他的老伙计们，想必也还好吧？

《读者.原创》2023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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